新手妈妈笔记|全职妈妈:一次实习

新手妈妈笔记|全职妈妈:一次实习

说起来可能不太“正确”,我其实很喜欢美国50年代中产白人家庭主妇的形象。

美剧里常以高饱和度的色彩描绘这些女性。她们能干而不忙乱,轻声细语地处理与丈夫、孩子、邻居的关系,即使在家里都妆容精致,头发柔顺,穿着不重样的连衣裙,就像芭比娃娃。

但只要对那个年代有一些了解就会知道完美表象下的丑陋。二战后,随着大批军人回到美国校园和企业,在战时获得更多工作机会的女性又被倡导回归家庭。在艾森豪威尔的保守派政府下,传统家庭观盛行,物资充裕的小镇生活也在美国的冷战宣传中与苏联的工人集体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价是无数女性失去了实现个人梦想的机会,相夫教子成为了她们的全部价值。甚至,从名校毕业的女生是最理想的主妇人选,因为她们有足够智慧来支持丈夫和孩子,而且通常来自比较优渥的家庭,父母辈可以在社会关系和财力上再助一臂之力。

日复一日,她们在家务琐事和封闭环境的闲言碎语中消磨余生。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经典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中描述了在郊外弥漫开来的抑郁情绪——这些女性的生活看上去是如此幸福而富足,但总感到毫无来由的空虚和沮丧。

在当今的影视剧里,这些主妇的幸福笑容背后往往暗藏危机:或者是丈夫出轨(尤其是与时髦的职业女性),或者是自己出轨,搭配以抽烟、发呆、孩子叛逆,最后不是家庭破裂就是凶杀案,最好的结局大概是维持着脆弱的平衡郁郁寡欢。

可是放下历史包袱,那些A字裙、浪,多漂亮啊!把家务做到极致,营造一个温馨而有序的家庭氛围,同时不用为金钱操心,有充足的闲暇时间,感觉也不失为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就像那些虚假但仍被口口相传的童话故事一样。

我从没有想过不工作——从小到大,我的学业最终指向的都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我身边的女性长辈也大都成长于“妇女撑起半边天”的口号下,在各种各样的岗位上做到退休,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没有人会放下工作留在家中。

中国大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处于世界高位,这一直让我感到骄傲。美国虽有大量女性在外工作,但婚后辞职去郊外做家务生一堆孩子,并不是一种引人侧目的另类选择。而在日本京都交流时,我的住家妈妈成天操持家务,每周有几个下午兼职卖婚纱以补贴家用,而她长期出差在外的丈夫一到家就在房间“躺平”等着吃饭,我想打抱不平却也无能为力,只得庆幸自己生在一个更平等的环境中。

但这几年,我眼中的家庭主妇从“糟糕的人生岔路”变成了“虽然自己暂不考虑但不妨为一种合理的选择”。社交媒体上不乏女性辞职带娃的例子,丈夫说“我养你”好像是一种浪漫,而不少名校也设置了需要家长在工作日参与的活动,通常默认为妈妈参与。

在我的印象里,一个优秀的全职妈妈把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会做营养均衡的爱心便当,也能按阶段设计孩子读什么书、学什么技能,趁孩子上课时做个spa、约个下午茶休息一下。听上去也不错,我不由想象,如果我把花在工作上的精力全部投入“鸡娃”,那我的孩子是不是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观感。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中,英国学者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注意到,尽管职场妈妈在如今成为了社会主流、内外兼顾被视为女性成功的标志,还是有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生育后回归家庭。在英国,母亲退出职场的可能性约为无子女女性的两倍;配偶收入在英国前四分之一的母亲中,有25%当了全职妈妈——其中相当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

这看上去是一个自主的选择,实际上暗含无奈。奥加德写道:“大多数母亲回归职场后发现,生育前具备的优势(学历、早期职业成就)在当了母亲后消失殆尽。她们退出职场的这些年使收入高峰中断,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损失惨重。因此,虽然从进入大学到生育之前,妇女可以在工作的公共领域享有相对公平,但有了孩子后,平等地位便好像止步不前了。”

正像女性常被问及“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而男性鲜少被问到这个问题那样,这种“平衡”绝非理所当然,而往往意味着额外的努力。

除去全职工作,许多职业女性在下班后还需要进行“第二轮班”,即作为主力做家务并照顾小孩。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著名的《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中表示,由于多数男性承担极少的照顾子女和家庭的任务,女性每年几乎要多出一个月在家里进行额外劳动。如果妻子挣得比丈夫少,那显然得做更多家务来让丈夫休息;而如果妻子挣得比丈夫多,也可能需要做更多家务来证明自己在家庭上的价值、让丈夫保有“男性尊严”。

在8小时工作制下,“第二轮班”尚且是负担,当前许多岗位的加班常态更是让“兼顾”成为了奢侈。一些企业或直白或隐晦地要求“996”、大小周,如果拒绝就可能被打上“不愿奋斗”的标签。即便是标准工作时间的岗位,也不乏需要在下班时间回复工作信息,或者24小时线上待命的情况。倘若丈夫从事这样的工作,那家务似乎理所应当归于妻子。而如果夫妻同时从事这样的工作,那要么想办法将家务外包(长辈、家政工等),要么就有一方需要做点牺牲。

雪上加霜的是过于复杂的育儿要求。育儿APP、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令人焦虑的信息。怎么训练精细动作、什么时候双语启蒙、要把辅食做得多可爱漂亮……我的母亲那辈几乎从没细想过的问题,到一些母婴博主、教育专家那里,好像成了一门学问。结果总是指向这样那样的工具、训练营,但花再多钱也减少不了需要耗进去的时间,以及“我做得是不是还不够”的沮丧。

即便不受所谓的“智商税”动摇,也不一定能逃过学校的家长群、线上作业、工作日的亲子活动等等。家里有一个人(比如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承包这些,会不会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呢?

成年人面临的职场剥削,与孩子(及其家长)面临的内卷竞争,是当今商品社会的一体两面。原本不存在或非必要的需求被人为创造出来、加以强化,从而激发更多消费、更多焦虑、更多劳动……诸如美国的“直升机家长”(helicopter parent)、国内的“鸡娃”妈妈(海淀妈妈、前滩妈妈等),都是其中最勤劳的参与者。奥加德指出,那些不得不放弃工作的高知母亲在家中找到了新的事业目标:成为一名“家庭CEO”,天天忙忙碌碌,进行“高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和“优质培育”。

美剧《广告狂人》(Mad Men)里穿着鲜艳裙子的50年代主妇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小谎言》(Big Little Lies)里打扮入时、语速飞快、在孩子学校里大显神通的中产妈妈。然而,剧集中的光鲜外表下依然涌动着焦虑和恐惧,奥加德的研究访谈里,也不乏全职妈妈遗憾放弃学业和工作,抱怨自己在家中的辛劳得不到认可的例子。

要不要在生娃后放弃工作?虽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要”,但还是好奇另一种可能性。全职妈妈的生活到底是安逸又充实,还是忧虑重重、蚕食灵魂?160多天的产假是我工作以来最长的“假期”,我不妨借这个机会亲身体验一下。

话虽这么说,在产假刚开始的两个月里,我的主要身份还是被照顾者,而非一个劳动力。剖腹产后我不能抱孩子,不能拎重物,走起路来像个复健中的病人,直不起腰,步履飘忽。我唯一的任务是喂母乳,光这一项就耗尽了体力。我不知道怎么泡奶粉、怎么消毒各种用具、怎么换尿不湿,这些都由我的丈夫和婆婆承担。

而随着我的体力逐渐恢复,我距离全职妈妈依然很远。公公婆婆帮忙做饭哄睡,我父母接力参与,丈夫下班后一起带娃,加上钟点工阿姨打扫卫生,我不需要(也没有足够能力)独自抗下所有家事。

不过,我还是逐渐感受到了带娃的重任。夜间陪睡一直是我的职责——从喂完最后一顿奶哄睡,到半夜换尿不湿喂奶接觉,再到早晨等孩子醒来。尽管孩子很早就学会了睡整觉,但我还是习惯了一夜被打断两三次的睡眠,婴儿床上稍有声响,我就会立刻醒来。等孩子进入睡眠倒退期,我很容易被她用力翻身的哼唧声吵醒,急忙将她翻回来,摁着她的双手和肚子,阻止她再翻。就算她解锁了趴睡,我还是一会儿紧张她会不会闷住口鼻,一会儿担心她会不会睡成大小脸,因此时而起身检查,时而把她硬掰回来。

很快我就成为了换尿不湿、洗奶瓶的好手,能在协助下给孩子洗澡。偶尔需要一个人带娃时,也能做到自己给她擦身更衣。更多的是陪玩。我显然比长辈们更有精力,工作日只有我这个年轻人在家时,抱上抱下、做被动操、练趴练翻身,主要就由我来承包。让孩子在围栏里自主玩乐,也得不时看看她会不会磕碰、卡住,当心吐奶,及时擦口水,或者给她一个眼神、一句鼓励,让她知道有人陪着。此外还有教孩子玩玩具、给她唱歌弹琴讲故事等等,十八般武艺统统拿出,常常是孩子还没玩够,我就出了一身汗。

我的时间被打得稀碎。除了三小时吃一次奶,她每两小时要睡一觉——夜里睡得太香,白天反倒不那么容易睡着,一觉只能睡20-30分钟。在没掌握睡眠规律的时候,还需要抱着走来走去讲故事,往往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哄睡,放下没多久,她的眼睛又瞪得像两个铜铃。“三月认母”的那段时间,她还必须由我抱着才能入睡,到其他亲人手里就哇哇大哭。

我想要写作、看书或看电视,只有抓住三次小睡的机会窗口,撑足了也就一天一个半小时。

幸而有长辈们轮流上阵,丈夫积极给力,我不用独自承担一切。孩子也是标准的“天使宝宝”,毫不挑剔各种婴儿用品,建立起规律作息后让我们省了不少力。但到晚上孩子睡着,在两三个小时的自由时间里,我还是无心进行脑力劳动,顶多刷刷手机看点视频,就倒头睡去。

又是一天下午,我坐在孩子最喜欢的飘窗垫上,看着她开心地自由翻滚,挪走她活动轨迹上的硬物,用腿挡住飘窗边缘。我不能看手机或电脑,因为闪动的屏幕会立刻吸引她的注意力。我也不敢看书,怕分心来不及回应她的突然动作。结果我只有看看窗外一成不变的高楼和马路。

我想到,外面雇佣的育儿嫂做的也无非是这些,确保孩子安全、吃饱玩好。然后我就感到烦躁:我读了18年书,一个耶鲁毕业生,现在就做这个?

我的世界缩得很小。尽管离社会新闻、国际局势只有一键之隔,但远离工作、缺乏社交,让我不知道城市里最近发生了哪些变化,并且极度渴求与家人之外的人交谈。有时丈夫加班,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下,我们压低嗓门讲话,兜兜转转离不开孩子,我向他讲述孩子一天里做了什么,回答他关于婴儿成长阶段的疑问,这是我最感兴趣也最了解的话题。但听着自己的声音我又感到很不满足,除了孩子我们就没别的东西可聊吗?为什么我听上去这么像在汇报工作?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爸爸妈妈的标签,回归个人的身份,聊聊我们自己?

即便有诸多疑虑,我还是忍不住夸耀,自己挺擅长做个母亲。生物本能、育儿知识储备,加上智商和观察力,让我能很快掌握孩子的生活规律。我找到了何时开始哄睡效率最高,根据孩子兴趣变化引入种种新玩法,知道怎么缓解胀气、出牙痛让她更舒服。只要给我时间,我提供的服务可以远远优于育儿嫂——亲生母亲为孩子量身定制的专属VIP照护及教育,随年龄增长不断调整,没有任何教条,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个性化的安排。

如果真的做全职妈妈,我也能像在工作岗位上一样,尽全力做到最好吧?如果以这样的付出,换来一个身心健康、品学兼优的孩子,好像也挺值得?一种甚至超越爱情的温暖情感让我甘愿盯着她看一整天,而她的笑容——无论是咯咯大笑,还是别过脸去偷笑,或者吐着舌头傻笑——足以融化我心中的一切锋芒。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且不说家长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对等的回报,我的“专属VIP服务”只能用于一个人,等她长大成人,我就无事可干了。换句话说,一旦失去了服务对象,我的技艺就会作废。我大可以生二孩、三孩来反复提供这项服务,但只为了施展育儿技巧而生娃显然是本末倒置。我也不打算真的投身育儿嫂或幼教行业,毕竟我的兴趣只停留于自己的孩子。至于作为母婴博主分享经验,我觉得每个孩子都不同,我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别人。

我的“服务”能否得到服务对象的理解,也很成问题。如果我放下手头一切事情,致力于成为完美的母亲,我的孩子会不会认为,我的投入只是作为母亲的理所应当?她不可能像我的领导、同事和合作伙伴一样,明白我一天8小时(或更多)的努力工作应当得到对等的认可和酬劳,更何况全职妈妈的工作时间是一天24小时,也没有辞职的可能性。我最害怕的是,孩子会有这样的印象:父亲天天出去赚钱养家,母亲就待在家里“玩”。

作为一个女孩的母亲,我也不希望她认为,女性成长的尽头是家庭。那样一来,她的学习和追求,又有什么意义呢?

记得几年前一部关于美国六十年代的电视剧中,从事医学研究的单亲妈妈女主角因忙于工作,没能及时照顾生病的孩子。焦头烂额地处理完家事,她内疚大哭,问闻讯赶来的工作搭档兼男友,自己是否应该放弃事业,做个称职的母亲。男友安慰她,她并非不称职,尽管她没法无时不刻陪在孩子身边,但每次下班回家,她都会给孩子带回一点现实世界的碎片,在交谈和日常互动中,她能让孩子拼凑出一个更广阔精彩的天地。

我想起自己的母亲,她从没有24小时在我身边打转,但我小时候总是很期待在餐桌上听她讲工作上的事情:怎么解决一个挑战,碰到形形的人,新的社会潮流……我喜欢偶尔被母亲带去单位,在那里瞥见成人社会的一角,旁观其他叔叔阿姨的故事。我也很享受父母上班留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光,因为我可以不受监督地尽情探索,同时懂得他们晚上就要回来,带来新一天的收获。

读一些与育儿无关的书,看看群里天南海北的讨论,想一想产假后的工作,我找回了与现实世界的连接。我也确认了自己真的需要出去工作,不只是为了一起赚“奶粉钱”和自我满足,更是为了给孩子打开眼界,让她看到女性从青年到中年、老年仍然可以拥有的无限可能。

如果把产假视为一次作为全职妈妈的实习,那这次双向选择失败了。我尚有信心胜任这份“职业”,但它对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再怎么抱怨“第二轮班”,我都需要有一份在母职之外的工作。

这意味着做出很多妥协。在家中,接受其他人对孩子的照护——长辈可能没法陪孩子翻滚,他们可能更多抱着孩子,或者让她独自玩耍,但他们的陪伴充满爱意,也带来了积累半生的经验和故事。在我产假的后半段,正是他们的付出让我得以喘息,多挤出一点时间做自己的事,逐渐为上班做准备。

如果长辈心有余而力不足,则引入专职育儿嫂,她的服务可能不像亲生母亲那么个性化,也不及长辈们的亲情,但她有原本由我提供的体力、过往工作带来的案例。我必须接受,很有可能是她而不是我会见证孩子第一次站起、第一次讲话、第一次奔跑,我失去了这些重要时刻,但换来了白天的时间。

在工作上也要有所取舍。我需要遵循孩子的作息来安排日程,早起,更麻利地在白天完成各项任务,但放弃晚间的社交活动。如果与习惯晚睡晚起的同事合作,就要在我们重合的工作时间段里更高效地沟通。至于工作之外的阅读写作,则需要依赖碎片时间,例如在睡前读书,在洗澡时构思,在地铁上用手机能打几段是几段,没有时间就暂时不写。我只能写得很慢,唯有希冀滴水穿石,积少成多。

工作日的夜晚和节假日,我和丈夫的活动要做出调整。除了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起居,也得减少独自玩乐的时间,将带娃融入休闲——去适合“遛娃”的地方游玩,研究亲子运动,把玩玩具作为新的爱好。有些玩乐对我们大人来说会很幼稚很无聊,处理孩子的种种琐事也会让我们难以玩得尽兴,但对于我们的双职工家庭,这些黄金的陪伴时间每一秒都得珍惜,我也希望能在孩子大一点之后欢迎她加入到我们本来的兴趣中——无论是看戏看电影还是游泳跑步。

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应对这样的养育方式。不再是那种整天与母亲粘在一起的“亲密育儿”,也做不到事事精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她的自主能力和适应能力将是我们最看重的特质:倘若她能学会自得其乐,那我们显然更能腾出双手去做其他事;而她能够适应不同的照护者和婴儿用品,也将让大家更轻松地带娃。无法时刻在孩子身边的遗憾,将由高质量的陪伴弥补,加上我们对孩子一致的爱,以及从外面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带回来的经验。

但兼顾得再怎么成功,还是要面对“自己永远做得不够”的感觉。在《回归家庭?》中,奥加德引述欧内斯特迪希特(Ernest Dichter)的“操纵式商业”(manipulation business)研究表示,理想的消费者是试图内外兼顾的“平衡型女人”,因为她们“能被引诱尝试一些理论上可以更省力的家电产品,从而从家务的苦差事中解放出来。那些产品一边自称能增加她们的空余时间,一边利用了她们主妇当得不够敬业的负罪感。”确实,这样的负罪感让我上瘾似的刷购物APP,只为找到一些号称省时省力的产品,然后在拆快递包裹的一刹那获得愉悦。我终究无法逃离消费主义陷阱,尽管有点不情愿,但在决定加入“职场妈妈”行列的时候,更环保的极简生活就离我而去了。

在一个更理想的世界中,我们不需要劳烦长辈(尤其是女性长辈)帮忙带娃——她们已经为我们忙碌了几十年,理应把接力棒传给我们,而非继续为我们的下一代操劳;我们将能更放心地将孩子交给专业人士和机构,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可循,而非像赌博一样祈祷好运带来一个尽心尽责的育儿嫂和不会突然卷款跑路的托育机构;爸爸照顾孩子吃喝拉撒、参加亲子活动不会被围观,不会被同事议论,不会被领导歧视,而是可以用上足够的法定休假,和妈妈照顾孩子一样天经地义;我们可以在上班时间全心扑进工作,然后在幼托班放学前下班去接回孩子,到家分工配合,给孩子烧点好菜,陪她玩耍、学习、聊天,在孩子睡去后处理一些遗留工作,或者学点新东西,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在我们这一代人印象里,这曾经是我们父母的育儿方式,以至于在谈及托育服务、工作时间等问题时,不少人会流露出对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怀念。玫瑰色的怀旧滤镜隐去了那个时代物资的短缺与个性的同一,但今天丰盈的消费选择、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和永无止尽的物质需求确实让人本来就已心力交瘁,更难以顾及孩子。

家中有一个人(主要为女性)完全退出工作是一种解决办法,也不乏成功的个例,但这种安排如果成为常态,它带来的压抑既不利于女性本身,又不利于家庭和睦与孩子成长,社会也将失去一半人口的聪明才智和平衡视角。

在美国读书时,我曾听一位年迈的男教授说,一个想成为贤妻良母的女性如果足够努力,可以在职业上达到优秀(good),却无法做到伟大(great)。那是在“政治正确”弥漫美国校园之前,他不会因为这刺耳言论被打上“性别歧视”标签。但不得不承认,在当下的大多数国家,这是一句大实话。即便对经受过精英教育的职场妈妈来说,“拥有一切”(have it all)都往往意味着放弃:放弃成为伟大的母亲,还是放弃成就伟大的事业,要么就放低要求,在两方面都达到“不错”?

如果她们的男也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选择,那这个问题可能就不需要存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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